[雀巢只有3%的业务在国内，这家跨国公司每年为瑞士人带来美元可分配财富，数量上相当于勤劳的中国人年的人均GDP。]
瑞士的雀巢公司（Nestle）创建于年，总部设于瑞士沃韦（Vevey），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制造商。雀巢公司年的全球税后利润达到多亿美元。雀巢在瑞士的产值仅占3%，即便是整个欧洲市场也仅贡献雀巢30%的收入，雀巢的利润来自全球经营，其95.8%的资产是海外资产，97%的雇员是外国人，但领受高薪的高管、上层管理者和关键人员来自瑞士和西欧居多。（注1）综合估算，仅一家全球经营的雀巢公司年经营可为瑞士人均增加大致美元的可分配净收益（含利润、税收、工资以及瑞士直接的关联经营带来的收益）。如果瑞士仅仅保留雀巢一家公司，雀巢之外的其他全部人都不用工作，每年的人均收入也可以达到中国年人均GDP（约美元，且大部分并不可分配）。考虑到瑞士还有瑞银等一批金融跨国公司、诺华等一大批医药跨国公司、ABB等一批工业跨国公司以及家喻户晓的斯沃琪等钟表跨国公司，它们共同特点是全世界经营，把收益注入瑞士，瑞士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高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瑞士的富裕不仅是因为劳动力（人口）、投资和技术，虽然三者也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注入，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是扣除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外的经济增长总和，显然国际注入应该是瑞士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而不仅是所谓的技术、制度变迁和协同效应等主流解释。
荷兰的例子
荷兰的国土面积仅与我国海南省相仿，又因北临北海，其很大一部分土地为盐碱地，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就是在这样不利的自然环境下，荷兰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荷兰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其拥有的跨国公司，根据《财富》杂志年度排名，荷兰拥有下列几家大型跨国公司：
1.荷兰皇家壳牌集团（RoyalDutch/ShellGroupofKompanies）：是世界最大石油公司之一，也是荷兰第一大工业公司，其年的营业额达到亿美元，盈利.92亿美元，税收贡献.49亿美元，在年《财富》杂志世界强中名列第1位。
2.飞利浦电子公司（PhilipsElectronicN.V）：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公司成立于年，年世界品牌强企业年排名中排在第位，在世界电子行业中排名第9。年营业额实现.79亿美元，盈利2.90亿美元，纳税3.08亿美元。
3.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lN.V）：英、荷合资企业，成立于年，是世界著名的日用及食品化工集团，全球第二大消费用品制造商，《世界品牌强》排行榜中联合利华排在第名。年营业额达到.58亿美元，实现利润57.54亿美元，纳税达到17.35亿美元。
4．阿克苏·诺贝尔公司（AkzoNobelN.V）：世界知名跨国化工和医药集团，是年由阿库和KZO（KoninkijkeZout－Organon）这两家荷兰最大的化学制品公司合并而成，年世界强排名第位，年销售额达到亿欧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近18亿欧元，净收益近5亿欧元，上缴税收3.05亿欧元。
5.荷兰国际集团（InternationaleNederlandenGroepN.V.，简称ING）是由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和荷兰邮政银行集团合并组成的综合性财政金融集团，在提供综合性金融财经业务方面（银行与保险业务），居世界第三位。年度全球企业强第33位，营业额达到.49亿美元，实现净利润41.88亿美元，立税74.5亿美元。
表1荷兰的重要跨国公司情况一览表（）
单位：亿美元
营业额
利润
税收
壳牌
.92
.49
飞利浦
.79
2.
3.08
联合利华
.58
57.54
17.35
诺贝尔
5
3.05
ING
.49
41.88
74.5
总计
.86
.24
.47
以上5家荷兰的大型跨国公司年利润与税收总和超过亿美元，按照人口万平均计算，已经为荷兰人提供平均美元的可分配净收入，相当于中国年的人均GDP，这还不包括这5家公司为本国员工提供的高工资、公司福利、慈善事业捐助和本土市场的低价格等企业成本支出和补贴。人口、投资和技术进步也不能解释荷兰富裕的成因。
芬兰从反面证明了外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本国最大的跨国公司诺基亚手机事业失败之后，芬兰经济滑坡，标准普尔将芬兰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显然美国苹果公司取代了诺基亚的市场地位后，两国经济也必然出现此消彼长，认为经济发展是自己的事情显然不符合全球化的大环境。把经济增长理论隔绝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与别国无关的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罗默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发达国家运转还算良好，但在发展中国家则是失效的。]
罗默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其实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国家也是失效的，只不过，方向和发展中国家相反，由于跨国公司（不被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于经济增长本身的再分配，一方面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机遇，另一方面增大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这部分增加了的经济增长，被计算在全要素增长率里。如果在模型中考虑了跨国公司因素，模型将会精准很多。
经济增长理论简要回顾与评价
数学模型的使用为研究增长问题提供了便利，早期的增长模型也非常简洁。以索洛、斯旺、卡斯、库普曼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存在一条均衡的增长路径，受到资本回报率递减的规律限制，当资本存量越来越多时，经济增长的速度趋缓。换言之，穷国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富国，最终，条件相似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也接近，并达到稳态，即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这一理论推断在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中被证实与事实不符，从理论诞生到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会比贫困国家低，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总地来说都大于人口增长率。
罗默、卢卡斯、雷贝洛、巴罗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造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创新内生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规模报酬实现递增，避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由外生技术进步假设导致违背现实的增长趋同的结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并且有着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说明了它们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认为技术既是公共品，也可能是排他性的非竞品，由于这两类国家所具有的的技术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他们各自向着自身的稳态水平增长，这被称为有条件的趋同。从这一角度看中等收入国家长期滞留在这一低水平均衡区域具有合理性。无论是干中学、研发-生产两部门作用或者是人力资源说的内生增长理论，解释了技术的三种内生机制，但没有说明技术产生和扩散并不均等的原因，一些国家得益于技术扩散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其他落后国家似乎求助无门。
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增长模型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斯诺（North,）质疑：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决定了生产率，没有技术创新则生产率不能提高，这无法解释历史上发生过的有些产业并没有出现技术进步，但却出现了生产率的提高的现象，这表明新古典的增长理论中存在尚未发现的因素影响着经济增长。诺思认为这是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创新和制度一起成为经济增长驱动力。
赫尔普曼总结如下五个主题可以解开增长之谜：（1）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2）技术因素对积累率的影响效果；（3）知识创造的过程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4）不同国家增长率之间的相互依赖；（5）经济和政治制度在鼓励积累、创新和变化中的作用。的确，发达国家的增长几乎都满足这几个特点，但依照这一框架去指导发展中国家时，效果都不怎么明显。（注2）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其所著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指出过去经济学家们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基于这些“药方”的国际援助也往往事与愿违。投资、教育、人口控制、调整贷款和债务减免等都被实践证明并非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注4）赫尔普曼的五个主题中有些是与事实相悖的，例如教育，世界最富裕的瑞士的大学生录取率并不比阿根廷高。与瑞士相反的例子是台湾地区。台湾是研究密集程度领先的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丰富，研究支出占GDP的3%，甚至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绝大多数电子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都离不开台湾的参与，且在政治上于上世纪就实现了形式上的西式民主，按照赫尔普曼的观点，台湾应该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但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且以科技力量见长的台湾经济发展停滞，未来堪忧，陷入中上收入陷阱。（注5）世界银行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指导政策制定者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普世的规则。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不要过度依赖简单的共识和对“最佳实践”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探索，而要更多地依赖对每个国家经济本身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以找到一到两个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条件。世界银行的报告表达了对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失望，数学工具证明的相关性并不能等同于因果，通过从现象到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得来的政策建议，实施起来未必能得到预期的经济持续增长。
全要素只是余量的名字，对于它的性质还存在未知
索洛增长模型（SolowGrowthModel）是罗伯特·索洛提出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发现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存在一个较大的残差。这部分残差以索洛命名，称为索洛余量。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布拉莫维茨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80年间的数据进行计算发现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15%左右，（注8）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传统因素剩余的85%，内生增长理论虽然对理解知识积累很有见地，但通过实证的数据验证也无法解释国际收入差异。一般把相同要素投入下产生的额外的产出（即索洛残差）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理论上，只要能把全要素生产率充分解释，就可以揭示各国收入不同的原因。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错误或者片面地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有可能会误导政府的政策制定。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可以计算和验证的，而全要素生产率则是索洛残差倒推得来的。目前主要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原因，如无形投资（对研究、发展、教育、训练的投资）的增加，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及其适应经济变化的速度，技术革新的扩散程度，生产规模的变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固有的质量等。国与国收入差异源自采纳世界先进知识的障碍，这也就暗指贫困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没能扫清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障碍，一国贫穷与外部世界没有关系，一国富裕是该国善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取得的。的确，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仅凭技术进步和资源重配等内部因素就能解释索洛残差的全部内涵吗？
从投资、劳动力、教育和技术进步几方面考察，一个人口不多，国民教育程度不高（大学生比例低于阿根廷），投资率偏低，而且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按照主流经济学判断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中低收入国家，可这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瑞士的真实写照。瑞士人口只有万，瑞士的大学生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年瑞士的大学入学率仅为47%，低于阿根廷的68%；瑞士的投资率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瑞士闻名于世的钟表业事实上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钟表业作为高科技已经是年前的事情了，钟表业的专利绝大部分都已经过期，关键零部件还依赖外国进口。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呢？可瑞士的确是众所周知的最富裕国家，这说明对全要素的未知变量还有待深入理解。
跨国公司对TFP的影响总结
1.跨国公司对经济发展进行了再分配，发展中东道国的增长被漏出，注入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里来。只解释技术无法诠释TFP，这一点在小国中可以直接观测到，在美国等大国，你可以看到的是股市增长速度远超国内GDP的增长速度，并且长期悖理。漏出严重的大国正好相反，股市增速低于国内GDP的增速。
2.协同性：跨国公司成为资源的组织者，整合者。发展中东道国内的企业彼此之间不进行分工合作，而是以遥远的公司总部为核心协作，产生的协同效应被母国吸收了，降低了东道国的TFP，增加了母国的TFP。
3.不平等贸易：由于跨国公司掌握价值链和定价权，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贸易持续进行着，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怪圈。Singer在五十年代说的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发达国家工业的现象持续扩大，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补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不研究跨国公司？
在经济学学科里对国际资本的研究存在盲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在主流经济学中缺乏存在感，翻开高校微观、宏观经济学课本，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是未被包含在内的。主因大概有三个：首先是历史原因，萨缪尔森建立的新古典综合派主流经济学定型于20世纪40年代，跨国公司出现在世界舞台是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至90年代前，基于新古典的框架和方法的经济学各主要理论基本完成，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要等到苏联90年代解体后才逐步实现；其次是现实原因或意识形态原因，把经济学的研究限定在一个可控范围内是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这可能是美国既主导国际资本又主导经济学的必然结果，主流经济学将跨国公司研究边缘化是有动机的；（注11）最后还有学科自身的盲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忽视国家的界限，北京白癜风到底能治好吗北京治疗白癜风权威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