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定义权”视域下的中国科幻：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
文/张铮吴福仲林天强
作者简介
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吴福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林天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面对当前全球化趋势的反复与全人类的生存危机真切袭来，“未来世界”成为人们共同关切的议题与文艺创作的重要领地，对人类共有未来进行想象与设计的思维空间也成为文艺作品争夺与撕扯的重要领域。科幻文化即是此类文艺作品的典型代表，它承载着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建构，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要素，对虚构事物进行合乎逻辑的叙述，通过特定媒介形态，建构出可被感知的“故事世界”，是文学、电影、漫画、游戏、主题公园等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重要类型。作为一种未来向度的媒介产品，科幻文化力图挣脱现实的藩篱，为人们提供超越时空距离的体验、启迪与洞见；同时，科幻文化在现实社会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具体而言，科幻文化牵引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为现实世界提供批判与反思，并日益成为青少年群体文化消费与文化参与的重要入口。值得警惕的是，科幻文化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内嵌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密切联结着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意义生产与身份建构。当下，全球科幻文化生产格局的失衡既是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也将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国和各类群体在文化产业振兴、科学技术发展与权力意志彰显等方面的鸿沟。由此，在看似共同书写与建构幻想文本的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谁有权定义人类的未来?各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中国又应当如何掌握定义未来的权力?进一步，“权力”（power）的博弈是为了实现和保障特定的“权利”（right），而“权利”又为“权力”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基础。于是，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框架呼之欲出———“未来定义权，即以科幻文化定义未来的“权力”与“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缘起于笔者此前对科幻文化社会功能、全球生产格局以及中国参与现状的探讨，[1]本文将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夯实“未来定义权”的理论基础，阐释其内容并搭建起可行的分析框架，并试图勾勒出中国参与全球科幻文化生产的路径。一理论资源:权力、权利与媒介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的基点，“权力”这一概念重要、复杂却又模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学者对“权力”有着不同的界定与阐释，大致可以分为“能力说”“影响说”和“关系说”。韦伯将社会权力定义为：“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体在有抵抗力的情况下，仍能执行自己意志的概率”；[2]布劳认为权力是“个体或群体将意志强加给人的能力”；[3]在吉登斯看来，权力是指“改变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的能力；[4]福柯则将视角转向“微观权力”，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地方。”[5]在布尔迪厄那里，“权力作为资本发挥作用，个体和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6]卢克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对“权力”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划分：一维权力指的是A能让B做后者不愿做的事，强调了结果的倾向性；二维权力指的是A能够确保B服从的所有形式和手段，强调了对“游戏规则”的操纵；三维权力则是指A通过影响、塑造或者确定B的真实需要的方式来控制B，强调其是“生命政治”的过程。[7]尽管“权力”这一概念包罗万象，但一些共识也已达成：其一，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资源；其二，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它必然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以及相互之间的力量制衡。其三，权力是具有生产性的，它的形成和运行未必要诉诸暴力等被动式的禁令，它可以依托于“知识”、“符号”或是“话语”等意识操纵，进而实现关系的再生产。而“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则来自“权利”。和“权力”一样，“权利”的概念界定是一个困难却重要的命题。古罗马时期，与之对应的概念是“做得对的事情”(therightthingtodo)。[8]自启蒙运动以来，权利既被理解为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由选择”，[9]一种“受保护的利益”，[10]又被理解为人们在社会互动建构过程中的“对话达成”。[11]它与“义务”相对，指向的是个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或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权利”侧重于法律、道德和习俗维度，是“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来源。人权就是从每个人对同类所必须承担的相互尊敬、平等相待的道德义务里推导出来的一种制度理性。[12]它应当包含利益（interest）、主张(claim）、资格（entitlement）、权能(powerandcapacity)和自由（freedom）等五大要素。[13]作为一个非定义性概念，它不仅仅具有法律指向，更是一种文化现象。[14]“权利”和“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与“第一性”问题引发诸多争议，而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权利先于权力而存在，为权力提供了道德基础，也是权力彰显的实践方式与最终归宿。而权力是在实现权利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又要依靠于权力的运行。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又会出现相互否定、相互制衡的情形。[15]笔者认为，要讨论“未来定义权”，不能割裂地看待两者，而应该包含两者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人类的传播活动密切地勾连着“权力”和“权利”———其一，媒介的形态与内容是权力的表达与博弈的结果。阿特休尔指出，一切媒介都不是独立和自为的，它历来都是受到某种权势操控的工具。[16]布尔迪厄提出“新闻场”的概念，探讨了文化生产场域中外在的政治和经济要素如何改变着各场内部的实力对比关系，并进一步影响着行动者的实践。[17]其二，传播活动增强了特定权势群体对外部的影响力。如席勒提醒道，美国的信息机构和产品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功能，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政治提供了媒介—文化的支撑力量。[18]其三，传播为权力的运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即媒介建构了“权利”。其中，“话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种话语提供一套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可能的陈述，组织并构造谈论某一特定话题、对象、过程的方式。它为社会和个人行为做出描述、规定、许可和限制。”[19]而传播是话语生成和意义共享的重要环节，这一观念也得到了哈贝马斯的确证，“一个传播信息和观点的网络”为确保民主并最终为合法行使权力创造了条件。[20]由此，媒介既是利益群体的代言者，资源的分配者，话语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关系的建构者。传播活动既是权力意志的彰显，也是权利实现的过程与路径。公民个体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被遗忘权都与其媒介使用和媒介参与密切相关。正如前文所述，“权力”与“权利”这一对概念强大的解释力也意味着高度的模糊性，而为了细致地考察具体领域中的“权力”的运作方式与“权利”的实现方式，则必定要依照不同的语境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学划分，以拓展这一对“元概念”的适用性。由此，针对以科幻文化定义人类未来的分析命题，笔者试图建构一个全新的概念———“未来定义权”。二“未来定义权”的概念界定与分析维度（一）概念由来与界定“未来定义权”这一概念生发于笔者对科幻产业发展前沿实践的观察与探索，而当科幻文化产业日益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参与的重要形式，其理论与实践意义愈发凸显。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率先厘清了“未来定义权”的提出背景，即科幻文化在科技预言、社会批判和产业激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而这种通向未来的先决媒介却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从“权力”的视角而言，这是由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失衡所导致的话语权失衡，也将有可能进一步催化出未来世界不平等的权力体系。从“权利”的视角而言，在这一生产格局中，全球南方国家和边缘群体定义未来、建构未来与参与未来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21]有鉴于此，本文所讨论的“未来定义权”具体指向全球科幻文化生产中的“权力”与“权利”。全球科幻文化生产是意识形态的凸显，是符号体系的争夺，是传播秩序的失衡———由此对应“权力”的力量与关系维度；与此同时，它作为一种全球共筑的文化，有着充分的民意基础，代表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由此对应“权利”的正当性与资格维度。因此，“未来定义权”的提出与建构有着充分的现实背景与理论适配性。基于“权力”与“权利”的基本意涵与面向，笔者试图对科幻文化生产与参与中的“未来定义权”作出如下的概念界定：所谓“未来定义权”，就是对未来世界形态与生产生活图式进行刻画、书写、预测、规划与实现的权力与权利。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体通过科幻文化的生产参与，在“未来世界”中表达利益诉求、设置议程、界定问题性质、进行价值评判、提供解决方案、展现自身力量并试图影响他者，以实现自身的“未来定义权”。就其本质而言，“未来定义权”是一种文化权力/权利，是参与权和话语权在科幻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场域的具体体现。(二)分析维度
依据“未来定义权”的核心定义，笔者将其划分为如下重要概念维度，这些概念维度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在科幻文化参与的实践中，彼此相连，依次递进。未来接入权（power/rightofaccess），即获取和消费科幻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权力/权利。作为一种相对小众的亚文化形态，科幻能够链接的受众数量和范围都很有限。一方面，科幻文化的接入受制于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文化市场开放度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个体层面的消费意愿、接触渠道、消费能力以及科学素养也是影响科幻文化消费的重要变量。沿着知识鸿沟的理论脉络，[22]科幻文化接入权的差异与分殊同样会导致特定的“幻想鸿沟”，而在科幻文化消费相对匮乏的前提之下，进一步的创造性转换与反客为主的科幻传播就无从谈起。由此，“未来接入权”是“未来定义权”的必要基础。未来阐释权（power/rightofinterpretation），即解读科幻文化及进行意义协商的权力/权利。面对同样的科幻文化产品，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能动受众会对其进行不同形态的解读。科幻文本内容的生产仅仅完成了“编码”的过程，而受众的选择性接受和创造性理解便是“解码”的重要过程。受众既可以是原始文本忠实的“原教旨”拥趸者，也可以是严厉的批判者和破坏者，乃至是野心勃勃的重构者和颠覆者。他们并非永恒处于消极的被宰制的状态，而是能够对想象力殖民进行奋起反抗，建构出“想象之上的想象”，进而彰显个体的“阐释权”。作为信念形成和指向行动的最后一环，个体对于科幻文化的阐释将对其未来想象发挥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作用。由此，“未来阐释权”将是“未来定义权”的关键要素。未来建构权（power/rightofconstruction），即生产和传播科幻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权力/权利。未来世界的建构与价值共享，有赖于具象的科幻作品及其传播。科幻文化生产的创造力、传播力与影响力则决定了未来建构权的强弱———生产数量越多、聚合受众越广泛、价值输出越频繁的主体则掌握有更强的未来建构权。当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其在创造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宰制了科幻文化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为全球公民设定了幻想的初始脚本与符号体系，而边缘国家与边缘群体未能充分参与其中。弱势主体若想摆脱这一境地，必然要在书写和刻画未来形态的过程中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并使其进入幻想流通的“公共领域”。由此，“未来建构权”是“未来定义权”的核心环节。未来践行权（power/rightofactualization），即将科幻文化中的想象引入现实规划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权力/权利。科幻文化的潜力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和消遣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对人们价值体系与未来形态想象的牵引，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与创新，指引未来方向。作为理想信念的寄托，科幻文化展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科技物、政治经济秩序与社会形态的期待或批判。从更为广义的视角来看，科幻文化参与蕴含着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是人类实现“自证预言”的过程，而这有赖于各参与主体以科幻文化为脚本，对未来世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切实可行的规划，并通过各方力量将其变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是，未来践行权绝非仅仅牵涉文化生产领域，更与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生产生活形态乃至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建构息息相关，与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共同前行的方向紧密联结。由此，“未来践行权”是“未来定义权”的延伸与实现。三“未来定义权”的多元主体与具体实践权力有两种具体形态，一是行动权(powerto），二是控制权（powerover）。[23]前者指向能力，后者指向关系。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fieldtheory）进一步揭开了权力实践的内在机制。在他看来，“场域”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它按照特定的逻辑和规则形成。每一个场域中都存在着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而资本则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也是用以竞争的关键手段。[24]在“权力/权利”的分析框架下，有待进一步回答的是：谁，以何种程度上的合法性，在哪些环节，以怎样的力量，对谁，施加了何种影响，又将形成怎样的关系？这一框架既涉及到了对权力/权利主体的分析，又涉及到主体间关系网络的分析。(一)多元主体与力量对比
从不同视角出发，“未来定义权”的主体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从文化产业生态视角出发，可以划分为文化企业、政策力量、创意工作者、消费者等；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发，可以划分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可以划分为男性和女性；从社会阶层的视角出发，可以划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从代际的视角出发，可以划分中老年、青少年和儿童。以上对参与主体分类方式的枚举并未穷尽，分析层次和单位也应当依据不同的情境而定。权力/权利主体是“未来定义权”的分析基点，它指涉着科幻文化参与中权力意志的来源。换言之，科幻文化也并非是全然中立的，它必然表征和维护着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而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任何一种立场和声音，都应得到无差别的尊重与对待，因此各个行为主体具有定义未来的同等“权利”———即资格与正当性。而各主体权利的实现程度并不均等，这源于科幻文化参与中权力的失衡。在“未来接入权”层面，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显然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体现在科幻文化的获取成本、消费能力和科幻素养等方面。在“未来阐释权”层面，科幻迷群比资本方与普通消费者发挥着更强的影响力，他们不仅仅会对科幻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更会通过符号的盗用与拼贴，实现意义的再生产与共享。在“未来建构权”层面，全球北方比全球南方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因其具备更高的科幻文化生产的工业化水平以及更有利于自身的全球传播格局;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在科幻文化中体现其权力意志，科幻文化一定程度上宣扬和强化了男性的主导地位，而女性话语则处于相对失语的境地。在“未来践行权”层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掌握着更强的科研实力和成果转换能力，因此能够更为顺利地将科幻文化中的科技预言变为现实；再如科研工作者或政策制定者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掌握着更多的主导权，他们在推动现实世界的科技进展与战略落地等方面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力。(二)主体间关系与行动网络
作为一种关系，“未来定义权”同样涉及到多元主体之间的动态关联。任何一方权力/权利的彰显与抑制都会带来整体结构的变化和调整。科幻文化的生产场域并非一成不变，它往往包含着多元参与主体细碎、复杂而频繁的多向互动。基于当下科幻文化生产的实践与可能形态，笔者试图勾勒出影响科幻文化的四个重要主体变量———跨国资本、国家意志、科幻迷群与世界公民及其主要的互动关系。跨国资本是科幻文化的主导者与推动者。科幻文化的生成与全球流通无法脱离其固有的产业属性。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全球畅销的科幻小说、大行其道的科幻主题公园以及一系列衍生的科幻文化产品与服务无不凸显着内嵌于科幻文化中的资本逻辑。越是被广泛共享的“幻想文本”，就越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与自我增值。基于“传播效果—票房”的基本逻辑，资本掌握着建构故事世界的“幻想特许权”（fantasyfranchise）。[25]在这一语境下，创意阶层（科幻作家、电影工作者等）的丰富想象与审美取向也必将服务于资本意志。国家意志是科幻文化的把关者与调节者。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科幻文本依然彰显着特定民族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与价值信念。例如，西方国家科幻电影依然将解决人类共同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作为个体的“超级英雄”身上，而中国的科幻电影（如《流浪地球》（则更倾向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除此之外，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下，国家政策又把控着科幻文化的引入与本土化进程。例如，中国现行的电影产业政策通过限制科幻电影进口的方式保护着本土科幻电影的生存与发展，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又在另一方面对科幻电影的文本内容做出严格限制，如“时间旅行”等不合乎现存科学规律的创作将无法呈现在荧幕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行为主体的创新活力。[26]科幻迷群是科幻文化的助力者与挑战者。在资本与国家意志给定的科幻文本之上，科幻迷群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编织出“去中心化”的权力网络。佛雷斯考察了《帝国》《指环王》《星际迷航》等八个“梦幻故事世界”（fantasticstory-worlds），指出科幻迷群的“跨媒介叙事”扩展了既定科幻文本的渗透范围，而其“创造性工作”又在另一方面挑战着资本主义之谜。[27]詹金斯也充分肯定了粉丝群体的能动性，认为粉丝群体是与专业精英相抗衡的“无权力精英”，他以科幻影视系列作品《星际迷航》作为案例，分析了粉丝对其进行创造性解读、拒绝怀疑和反讽远离的多重观看，以及改编和盗猎的同人创作行为，并指出:“粉丝拥有的不止是从大众文化中攫取来的针头线脚，相反，他们拥有的是从媒体提供的符号的原材料上建筑起来的整个世界。”28当下，科幻迷群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着密切的意义交换，他们不仅会对主流电影和小说作品进行评分与评论，并会对其中涉及到的硬核科学知识进行合理性分析，对人物角色进行讨论，对世界观设定进行创造性的阐释，或对故事的人物、情节和走向进行二度创作，并由此建构出独特的日常生活意义与身份认同。诚然，在另一方面，如同所有亚文化一样，科幻迷群的创造性活动也面临着被资本和国家意志收编的命运。世界公民则是科幻文化的践行者与实现者。科幻文化具有跨越性别、阶级、种族、国家的潜力，具有人类共同文化的立场，也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处境。由此，世界公民在掌握和践行“未来定义权”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科幻文化的潜力并不止于科技预言、文艺批判和文化消费，更在于切切实实地改造现实世界。而世界公民正是将科幻文化中所涉及的技术想象、政治理想与协同合作转化为现实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可以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者、和平对话的推进者、环保行动的践行者、援助欠发达地区的志愿者、反战思想的游说者抑或是在公共领域中理性对话的每一个平凡个体。科幻文化应当彰显并捍卫世界公民的权益诉求，世界公民也理应在多元包容与理性协商的“幻想秩序”之下，共同建设理想形态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这一过程依然受制于资本、国家意志与科幻迷群三者共同作用下所生成的“未来想象”，世界公民改造世界的能力和影响力既受制于其在接入、建构和阐释科幻文化等层面的差异，也受制于既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这四个重要主体的参与主体也相互依存、相互牵制。它们在科幻文化生产中构筑的话语与符号维护着各自“未来定义权”的合法性，而“未来定义权”的运行与博弈也重新生产着各参与主体的身份认同、价值信念及主体间的关系结构。四如何掌握“未来定义权”:中国科幻文化生产的现实进路必须承认的是，自19世纪科幻小说以“赛先生”的身份进入中国以来，我们对于科幻文化的热情一直从未消减。从梁启超用文言文翻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到创始于年的《科幻世界》成为一代青少年的成长记忆，再到近年来刘慈欣的《三体》、秦岳的《银河启示录》等文学作品掀起一波国产科幻浪潮，以及基于刘慈欣原作创作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中国内地获得46.55亿元的票房……我国一直具有巨大的科幻市场潜力，而与之不相匹配的文化供给，却一直钳制着科幻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培育与发展，并导致受众聚合与文本转化的困境。本土科幻作者队伍的匮乏、创新激励机制的缺失、科幻产业投资的风险、电影工业水平的滞后、艺术创作中的“拿来主义”等等因素，都使得优质的国产科幻作品昙花一现，未能形成可持续涌现的势头。面对当下全球科幻文化的生产格局以及中国在其中的相对失语，不得不去追问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掌握“未来定义权”?笔者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幻想难题”，并使得华语科幻作品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应当建构完善的科幻文化生态、实现优质的科幻文化供给、提升中国科幻的国际能见度、并激发青少年群体的参与。(一)顶层设计与平台搭建
科幻产业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首先应当获得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年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被称为“科幻十条”的政策从科幻电影的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角度进行扶持引导，是我国第一个与科幻紧密相关的中央级政策文件。但科幻电影仅仅是科幻文化产业的一个典型业态，而且缺乏文学作为源头IP的供给，缺乏文化工业体系的保障，科幻电影的良性发展也难以持续。我们应当以参与全球科幻文化生产、积极主动掌握“未来定义权”为目标，厘清现状，对比差距，承认局限，并积极努力地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厘清科幻文化生产中的“文化安全”“文化宽容”与“文化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出台系列政策文件，设立科幻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激励和培养科幻创意人才尤其是核心创意专家，努力提升科幻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此外，要通过交流合作平台的搭建，加强科学界与文学、电影、游戏等文化产业内容形态的创作者、制作者的智慧碰撞与通力合作。鼓励各个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参与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创作科学主题或科幻主题作品，并促成更多的科学家与内容领域的专家合作，为科幻文化产品的创作、创意提供灵感、素材及产业发展的前景和规律性信息，或直接参与科学主题或科幻主题的文艺创作;鼓励文学界更为直观和与时俱进地接触“科学思维”，根据科学界的匡正和修缮意见进行作品提升，从而对优质科幻文本进行IP开发，形成科幻全产业链。(二)主动迎击与价值引领
在外来科幻文化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不断侵占当代中国观众注意力的现实前提之下，我们有责任通过优质的华语科幻文化供给，有序引导科幻文化消费的审美取向，建构多元的价值信念体系，与西方幻想模式中的固定成见与符号操纵进行抗争。个体认知发展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三个过程：同化、顺应与平衡，[29]对于社会各类群体的想象引导同样可以遵循这一进路。在“同化”阶段，基于受众业已形成的对西方科幻文化的接受习惯与审美逻辑，为科幻文化作品注入中国内核、中国元素与中国表达，使其纳入受众头脑中原有的图式之内。在“顺应”阶段，逐渐通过新题材、新类型、新风格的科幻文化作品，创造全新的外部刺激，使受众群体对于未来幻想的认知结构能够发生重组与改造。在“平衡”阶段，以优质的华语科幻作品为杠杆，与西方科幻作品形成制衡，使受众形成全新的科幻文化消费偏好与惯习，并最终习得和适应全新的想象方式。(三)对外传播与文明互鉴
面对全球科幻文化产业的热潮，中国科幻不能局限于“自产自销”，而是要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出去”，提升自身在全球科幻市场中的能见度与影响力。纵然我国科幻电影产业并不具备先发优势，但近些年来，网络文学产业的海外拓展或将成为一个中国科幻全球化的重要突破口。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显示，年，我国网络文学企业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上线十几种语言版本，用户规模超过8.5亿，潜在市场规模超过亿元。其中，50.5%的海外读者对魔幻科幻类网络文学作品有着较高的期待。[30]虽同为幻想文学，科幻作品比魔幻作品更侧重于创作中的技术和理性，也因此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可以以科幻题材的网络文学为依托，进行一系列的科幻影视剧改编及游戏动漫等衍生品的开发。这不仅关乎全球市场的占领和争夺，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向世界公众传递中国特有的优秀文化与思想资源，提供多元的幻想形态与价值选择，并在全球议题的公共协商中彰显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四)群体聚焦与科幻教育
从科幻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接入”来看，我国青少年群体是科幻文化产业最为主要的目标受众。猫眼研究所发布的科幻大数据显示，我国科幻电影的核心观影人群中，男性主要分布在19－29岁之间（37%），女性也主要分布在19—29岁之间（21.2%）。[31]在科幻电影之外，科幻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游戏、文创产品等衍生品已经吸引了一大批青少年。同时，他们也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和建设者，在掌握“未来定义权”方面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通过课堂教育、兴趣教育、专题教育等多种形式，在科技竞赛、公益观影、科技馆参观、科技讲座等多种场景中，启迪青少年群体的科学幻想能力，培养其科幻兴趣，鼓励科幻文化创作，促成发明创新动机，引导其掌握“未来定义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科幻迷群的参与意识，鼓励其对既有的科幻文化作品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并积极主动地“建构”原创性的科幻文艺作品。通过科幻文化供给，使得青少年群体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上了解社会、审视自身、参与世界、形成社群与畅想未来，并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未来世界的建设进程中。五结语与展望本文提出并建构了“未来定义权”这一概念框架，以勾连起科幻文化生产参与中的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力量对比及互动关系。这一概念具备批判和建构的双重指向，一方面它试图揭示潜在于科幻文化生产背后的权力逻辑，另一方面它启示着未来世界的掌控者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想象和展望未来，以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在信息爆炸与众声喧哗的当下，科幻文化生产场域的竞争愈演愈烈。谁掌握了受众的注意力资源，谁就掌握了“未来定义权”。在科幻文化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中，多元主体时常呈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局面，“权利”的彰显与“权力”的运行也伴随着“反权力”的涌现。一个理想形态中的关系网络应当呈现出相互尊重、相互协作并且相互制衡的良性局面。由此，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全球科幻文化生产的场域中，掌握并践行正当的“未来定义权”，是对文化霸权的反抗、对失衡格局的矫正，也是对建构未来世界秩序的参与。而唯有在科幻文化的接入、阐释、建构与践行等多个层面意识到可能与可为的空间，并补足相应的短板，我国才更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构建出“复兴强国”的面貌。而这需要我国从文化供给的角度提供优质的科幻文化产品与服务，并努力将其推向世界；从文化消费的角度充分激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科幻文化消费和科幻文化参与的意愿；更需要充分发挥青少年群体的主体性，引导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