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克李·布拉姆是一位长居中国的英国人，我们非常喜欢听他讲述他眼中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霸克李的中文很好，经常会说出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句子，是一种纯粹的精确——所以如果你读不懂的话，可能得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了。
Petrov看上去和一位典型乌克兰模特一样——他很高，也很苗条，颊骨凸出。像大部分的外籍模特一样，他不能单凭他自己模特的收入度日。因此，Petrov不只依赖拍摄和走秀来赚钱，更别提这些钱几乎会被经纪公司榨干，到手的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赚钱，他还会去KTV里做“陪唱”——每个星期他都要花上几个晚上，陪中国的中年女性买醉唱歌、寻欢作乐。
西方的卡拉OK和中国的卡拉OK是迥然不同的。在我的家乡英国，唱卡拉OK的人只有pub中的醉汉。对西方人来讲，卡拉OK意味着放在酒吧角落的一个设备，它不是活动的重点。喝醉的人踉踉跄跄地走到卡拉OK设备旁，拿起麦克风，唱得乱七八糟。没有人把唱卡拉OK当作正经事，也不觉得唱得不好听是件尴尬的事。若是此人唱歌很难听，你乍一听到会觉得搞笑，但三十秒钟后，你就会意识到，你还需忍受至少五分钟的折磨。
因此在长居中国之前，如果你告诉我中国的卡拉OK里有专门的陪练驻唱，这事打死我都不能理解；但是，到中国之后，我很快发现，KTV是中国人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Petrov安排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约在了淮海中路的一家夜店门口。他坐在一辆摩托车上，抽着烟，与大部分的上海老外一样，他不带安全帽，也没有驾照。我刚在他的后座落座，他就踩下油门，在一条单行道上反向而驰，令人晕眩的头灯亮光和刺耳的刹车片声响让我完全迷失了辨认路的能力，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去的地方准确来说是哪里，只知道大概骑了十分钟，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位于一座大厦后面的停车场。Petrov锁好了摩托车后，打量了一下我——他想看我的着装是否得当。我按照他的要求穿了一套西装，我想应该是合格了。
这就是我那晚从家里出门时的样子
我觉得这座楼在白天应该是个普通办公综合楼。我们没有走大楼的主电梯，而是通过一个隐蔽在盆栽后的防火门上了货运电梯，到第七楼，从后面的走廊进去。Petrov又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我们才到了那家KTV。我们路过几间还没有人的包房——KTV还没开始营业。他又推开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门，我们就到了一个等候区。这里大概有十五个小伙子，都坐在沙发上。其中十个是中国人，其他的都是东欧人。Petrov跟那些东欧人打了招呼，说了几句乌克兰语，寒暄了一番，但没理会那些中国人，他们也没理睬他。
我得说，我彻底傻眼了。当我告诉Petrov我对他KTV陪唱的生活很好奇的时候，他一定是误会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也想当一名陪唱。这就是为什么几分钟后，一个中年中国人（他胖胖的肚子随时都要撑开衬衫上的扣子），来叫我了。他把我叫到身边，问我是不是Petrov的好友，问我是不是已经懂得这工作的性质。我骗他说我懂，然后他说今晚的工资是元，凌晨两点半可以取走从这里现场取走。他说完就走了，让我回去等候室。
坐在等候室的时候，我开始思考KTV行业的现状。卡拉OK是在日本发明的。盒式录音机问世以后，左（L）右（R）立体声磁带可录制两个音源，一路是伴奏音乐，一路是人声歌唱。如此一来，人们学会了怎么唱一首歌后，可以关掉人声轨道，用自己的声音和着伴奏唱——这也是卡拉OK名字的来源，因为日语中，卡拉是“空”的意思。几年后这个娱乐方式变得特别流行，日本人开始创造专门的卡拉OK设备。酒吧的老板们很快买了这种设备，解雇了他们的驻场乐队，很多乐队因此还来到设备工厂外游行抗议——但最后，当然是卡拉OK赢了这场战争。
在日本以外，卡拉OK先在台湾开始流行。改革开放后，从台湾卡拉OK来到了大陆，唱卡拉OK不但是个休闲方式，而且KTV因为是个比较私密娱乐方式——你可以租一个包房，然后把门关上，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应酬的重要地点，成为了维系“关系”的场所。
因此，KTV也成了人类学者的实验室，他们可以从中研究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AndrewKipnis是一位人类学者，他注意到了KTV里的酒精消费现象。在研究了许多醉酒KTV的人之后，他的结论是，“这种社交方式从长期看会改变参与者的主体性，建构之前不存在的欲望”——简单说，这个学者花了几年时间，得出了“喝醉的人可能会做平时不会做的事吧”这样的理论。而张天天，另一位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则开始讨论男性在KTV会通过注意其他男性的动作和与KTV中小姐的互动，来以此判断这个人靠不靠谱——如果这个人被一个小姐忽悠了，那么千万不要跟这个人签合同。还有EverettZhang，则觉得重点在于企业家在KTV中招待政府官员时，就“意味着国家机器和象征秩序（stateapparatusandsymbolicorder）之间隐蔽的心理冲突”。他认为，KTV是个独特的地方，在那里平日的社会结构是被颠覆的：在KTV里，企业家是有权力的，因为是他来付钱，而干部们只能被动地消费这些娱乐。
JohnOsburg把这种理论往下推进了一步。他写了一本有关四川地区的“精英娱乐”的名叫《忧虑财富》的书。这本书专门探究为什么KTV成为了一个创造“精英男子气概”的空间。对于Osburg来说，KTV为男性提供了互动场所，让他们在社交、经济和政治上都能进行交流。但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则加固了某种刻板化的男子气概。Osburg认为，KTV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在于它们和disco不同，具有保持等级制度和身价的功能：人们可以买昂贵的包房，而发生在里面的事情就是你和里面的人的事情，是完全私密的。他在一个高端KTV做考察时，也是跟这些精英在一起，一起买醉，一起唱歌，一起骚扰小姐，不断地创造他们的主观男子气概。
不过，当我坐在这个KTV的沙发上时，我的思想离“精英男子气概”很远——其实，我只是在考虑为什么这群中国人都在中科医院曝光北京白癜风最好的医院